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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在我市统筹城乡综合改革的政策背景下，对新市民群体及新市民运动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并就新市民运动在统筹城乡综合改革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从打造城市核心竞争力的角度入手，论证了推行新市民活动对我市发展的积极意义。

自２００７年６月，重庆市被确定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以来，新市民，这一并非诞生于统筹城乡中，却在统筹城乡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群体概念，越发频繁的出现在政府、媒介和公众视野之中。作为离城市化最近的农村人群，其必然会成为我市推动城乡统筹、缩小城乡差距的起步点和突破口。新市民群体如何顺利融入市民社会，是事关我市城乡统筹、社会和谐以及避免城市化过程中出现贫民窟的关键。本文尝试就这一问题提出解决之道，就推行新市民运动的必要性和其在打造城市核心竞争力中的积极作用进行探讨。

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与之相关学术上已有定论和尚未有定论的有上千个子项目，这些项目又是多维度的。从侧重点的不同，可以引导出不同的评价方式。从传统的城市产出评价法和城市竞争性资产评价法以及B.Giordamo等人（2002）对两者融合提出的“资产一产出”模型，到J.Sobrino的产业竞争力模型和P.K.Kresl等人（2000）的城市一需求者博弈模型以及倪鹏飞（2001）的模糊曲线模型。

其中，城市—需求者博弈模型开辟了研究城市竞争力的新视角，依靠需求者的“用脚表决”（voting-with-feet）机制来判断城市是否具有竞争力，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思想内涵。

P.K.Kresl等人将城市竞争力理解为城市与厂商之间的互动。也就是说，城市尽可能地提高竞争力以吸引厂商来此进行生产并提供就业。由于没有一个惟一的变量能够完整表示城市竞争力，他们采用了一个由3个变量组成的复合变量。这3个变量分别是制造业增加值的变动、零售额的变动以及专业和商业服务的变动。后分为8个一级解释变量包括收入增长、教育程度、研究中心、劳动力类别、文化机构、区位、经济结构和人口增长。

而Gabriel等人（2000）也采用了城市与需求者的博弈来显示城市竞争力。他们用生活质量竞争力和商务环境竞争力来表示城市竞争力，将城市的需求者分为厂商和居住者（工作者和退休者），他们假定厂商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居住者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城市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提高竞争力来吸引需求者。这样，城市的需求者通过相互竞争来决定其区位选择和区位分布。相对P.K.Kresl等人观点中工作者的被动和缺位，笔者认为Gabriel等人的观点更为全面客观。

在目前理论界就“城市核心竞争力”常用的概念：一个城市或区域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与其它城市或地区相比较所独具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资源，争夺、占领和控制市场，以及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

本文以Gabriel等人的城市—需求者博弈模型为基础，认为“城市核心竞争力概念”中城市“独具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资源，争夺、占领和控制市场，以及创造价值，”的能力，其本质内涵就是对资本、技术等持有者（厂商、人才等）的吸引力，而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及生活质量竞争力，却并非其表述中处于附带结果或目标地位，而恰好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前提构成。

（一）新市民的概念：据笔者的了解，国内理论界对新市民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统一的界定。广义上讲，其是就中国既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城镇居民人群（即老市民）而新衍生的一个群体概念，涵盖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及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因土地征用而脱离了农业生产劳动转变为城镇居民的近郊农民。在特定情景中往往特指农民工群体或特指失地农民群体。笔者尝试对“新市民”定义如下：在中国既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下，事实上脱离了农业生产劳动，却仍未摆脱农民身份或刚摆脱农民身份，随着城乡统筹工作深入将逐步纳入城镇居民体系的原农村户口人群。其成因主要有：

1、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以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农民大量外出务工，中国社会出现了所谓的“民工潮”现象为代表。据专家估算，目前全国农民工多达2亿人，占总人口的15%左右。据2007年市劳务办发布的数据，我市累计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也达到750余万人。

2、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近年来，随着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我国城市化进程驶入了快车道，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大幅度扩张。由于土地被征用，一大批原先居住在城郊的农民失去了土地，脱离了农业生产劳动而转变为城镇居民。市第三次党代会提出，到2020年，全市的城镇化率要从46.7%上升到70%。以2020年常住人口3000万计算，城市居民至少有2000万。这意味着在13年中，有近千万农村人口将转移到城市，成为这个城市的“新市民”。

2005年来，自从苏南展开并逐步蔓延至整个长三角的“新市民运动”，通过“新市民学校”、 “新市民亲情理事会”、 “新市民社区”等载体，旨在缩小城乡差距和改善劳动环境、提高保障水平，农民工等新市民群体更便于融入当地社会。

2006年2月15日开始，青岛市为使120万外来务工人员享受与市民平等的待遇，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将外来务工人员改称为"新市民"，其子女称为"新市民子女"。取得暂住证的“新市民”可享受保险、房贷、考驾照、出国旅游、子女入学等待遇。

２００７年６月，全国统筹城乡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确定后，新市民运动被赋予了更新更重的使命和更丰富的内涵。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曾就统筹城乡发展的最终目标作过阐述：第一，要使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第二，要使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第三，就是同质化的生活条件，就是要使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同质化的生活条件。这“三个一样”的实现过程，就是使农民转化为新市民的过程，使农民融入市民社会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中，无论是称为新市民促进工程还是其他什么，新市民运动都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当下的中国，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十分突出。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人为地把全体公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形成农民和市民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制度体系。这种举世罕见的城乡隔离制度，形成了城市和农村两个各自封闭循环的体系和市民与农民两种迥异的不同公民身份。尽管据劳动部门统计，目前全国农民工市场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初级劳动力市场，但外来农民工获得市民身份却十分困难，农民群体向上流动成为市民社会的渠道长期不畅。专家们普遍认为，城市对农民工“经济上接待，体制上排斥”，农民工是“贡献在城里，养老回农村”，这种“城市边缘人”的状态亟需改变。　　

随着统筹城乡试点的展开，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行城乡一体化，重新分化组合出新的社会结构，这一过程的关键就是让户籍政策人为划分公民结构逐步让位于市民社会的自然选择。根据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方案，我市将按照三大群体（农民工、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分类定位，推动三级城镇群分级吸纳人口，配套推进六个方面（户籍、社保、土地使用、财政、金融、行政管理）的相关改革，初步建立覆盖城乡的制度框架。这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试验，其表明对限制了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的户籍壁垒的突破。作为生产方式已经改变，生活方式也逐渐融入城镇的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群体获得了重新定义其主体身份的契机。

重庆统筹城乡发展最为关键的是实行积极、稳妥、有序的城镇化户籍管理政策，引导有条件的农民工在务工地安家落户，支持优秀农民工加快向产业工人转化并优先转户安居，这也意味着通过市民社会的自然抉择让部分农民回到土地上去，这是一种渐进式的分化组合。通过畅通身份流通渠道，让部分农民成为城市里的新市民，协助他们顺利完成漫长的磨合，消融和何去何从的社会选择过程，仍需要加以引导，创造一定条件。而这种引导帮助机制的建立，以旨在帮助这一群体融入市民社会的新市民运动无疑应担负起重要任务。

彼得·布劳（1988）所说：“流动的人不能简单的抛弃旧有的角色属性和角色关系，但他们如果不接受新的角色属性，不建立新的角色属性，那么他们就不能适应他们的新位置。迁居到城市的农民，其社会生活毫无疑问地要受到他们农村背景和现在所处城市环境的双重影响”。新市民身份的转变，户籍的转变只是基础，更重要是新市民心理角色和社会角色的转变，这才是其能否顺利融入市民社会的关键。

作为新市民这一称谓，已经标明了这一群体具有的过渡性或边缘性。据一项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社会调查。由于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惯性使然，这一群体往往既以农村人的眼光来看待城市，同时又以城市人的眼光来看待农村，其结果是他们身处在两种相互摩擦和相互冲突的文化和社会身份中，成为典型的“边缘人”。这直接造成这一群体社会参与不足，生活封闭，精神贫乏的现状。一是社交圈子狭窄，往往局限于血缘关系的亲友和地域关系的同乡之间，业余生活往往为城市排斥或自我孤立，精神上普遍感到自卑、孤独、寂寞，社会参与度低，无法完全融入到市民社会中去；二是信息渠道闭塞，对政策和社会动向缺乏及时了解，对有关部门推出的扶持政策和文体活动知情率和参与率低，维权意识淡漠，往往处于孤独无助的情状之中。

而在其他地区新市民运动中出现的，在新市民比较集中的镇、开发区、街道（村）、大中型企业和集宿区，组建“新市民亲情理事会”等形式的自治组织，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平台。其从根本上改变了新市民局限于同乡亲友交往的格局，为市民扩大社交范围，顺利实现社会角色转变，真正融入市民社会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为新市民群体中主动脱离农业生产的进城务工人员，其往往具有强烈的发展渴望和自我实现愿望，但又通常学历不高、素质偏低、缺乏专业技能，造成其就业不得不以学不到知识技能的简单体力劳动为主，职业提升发展未来渺茫，难以摆脱吃年轻饭、体力饭状态。而城市化中的失地农民群体，在同样具有学历不高、素质偏低、缺乏专业技能等不足下，部分更缺少自我发展的渴望，而甘愿以土地转让补偿费用或社会保障维持生活。这些都极易成为在城市化过程中诞生“贫民窟”的潜在因素。

在我市统筹城乡试点中，副市长黄奇帆承诺：“近千万农民进城，重庆不会出现贫民窟！”这种信心是建立在狠抓职业教育和进城务工农民培训的基础上的。我市对新生劳动力和常年务工者实行不同层面的就业创业培训，以政府资助为主开展普及性培训，实现了农村“零转移就业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就业。而再这一浩大工程中，在新市民比较集中的镇、开发区、街道（村）、大中型企业和集宿区，依托党校、成校、职工教育培训中心等培训机构，大力创建“新市民学校”，为其营造出浓厚的学习氛围和健康的人文环境，打造统一规划、分布合理的新市民培训网络大有必要。

马克斯·韦伯（1997）认为阶层地位主要通过财富、声望、权力三个标准来衡量。要实现市民社会对新市民群体的认同和新市民群体对自身市民角色的认同，真正实现由曾经的农民向市民的转化，给予这一群体同等的市民待遇，扶持这一群体的收入水平则至为重要。这包含了两个方面内容：

一是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平和政策扶持力度，真正使其享受到同等的市民待遇。对于农民工群体重点解决同等享受社会保障、医疗、贷款、子女入学等待遇问题，而对已取得市民身份的失地农民群体，则应重点解决好“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衔接过渡问题，譬如现有养老保险的衔接政策，对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历史差距缓解不够，事实上将大量新市民群体拒于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之外。同时对新市民的安居、就业应给予特别的政策扶持。

二是提高其劳动收入水平，真正做到同工同酬。目前，基于新市民身份而存在的职业待遇落差仍未消除，同工不同酬现象仍普遍存在，同类工一月工资差500－800元。国务院研究室《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仅在城市“工资剪刀差”盘剥下，每年就剪去了农民工2万多亿元收入。

因而，消除我市新市民融入市民社会的制度障碍和上升成本瓶颈，大力开展新市民运动，在劳动保障、社会保障等部门加大针对新市民群体的维权力度，兴办新市民社区、新市民子女学校、新市民社区医疗点，解决好其安居、医疗、子女就学等问题，为新市民群体提供完善的人性化的公共服务系统，让他们充分享受到现代城市文明，在发展与和谐中实现社会转型。

以城市—需求者博弈模型为基础的城市核心竞争力观点出发，笔者认为新市民运动的涵义不仅仅是一次民生运动。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而言，其是提升我市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其对提升我市城市核心竞争力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国际商务管理专家及实践者王辉耀说过：“中国今后的发展取决于不断扩大的城市化规模，取决于城市不断的‘国际化'，城市化进程将直接影响中国竞争力的强弱。” 我国要在21世纪中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靠什么？主要靠实现城市化，靠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及现代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化程度高的国家，人均产值就高，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也低。因此，大力推进城市化，对我国来说，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战略选择，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大规模转移，这是必然趋势。从现代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农村劳动力占全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为30%左右最为合理。

从我市统筹城乡改革方案，我市将按照三大群体（农民工、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分类定位，推动三级城镇群分级吸纳人口，13年内逐步实现近千万农业人口向城镇的转移。这一以统筹城乡为导向，以城镇化为主线，以政府干预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决策，是提升我市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市大城市带大农村战略的破题之举。这一浩大工程的实现，政府的主导、社会的参与、新市民群体自身内动力，确一不可。通过积极推行新市民运动，可以将三方面力量有机的整合起来，形成合力，有力的推进我市城市化的进程。

在城市竞争力所有研究不可否认的一个明显特点，即产业力在城市竞争力中的核心和基础地位。对城市竞争力的分析多是从企业、产业竞争力的角度直接或间接地进行，即把城市竞争力作为影响企业和产业竞争力的微观经济环境因素进行分析。城市竞争力的大小通常通过产业力表现的经济增长或经济指标(如综合生产率、综合长期增长率)来表示。总而言之，对城市竞争力的探讨最终要落实到产业竞争力上来。

而资本与劳动力是产业发展的两大前提条件，而在现阶段的中国，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产业竞争力主要来自劳动力资源丰富带来的低工资、低成本，而不是科研能力和生产率水平以及管理效率，而目前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向内地转移也是以劳动密集型类企业为主。这就要求内地城市要为自身产业发展准备一支充足的熟练产业工人队伍，这才能为沿海资本的落地提供足够的吸引力。而当前全国普遍存在着产业熟练劳动力资源结构性紧张的状况。以我市为例，作为全国较大的劳务输出地，尽管有着包含大量各行业的熟练技工在内的700多万在外务工人员，而自身却陷入“技工荒”，如轻纺行业技工缺口就达4—5万人。

解决这一问题，仅靠自身不断造血是不够的。从1999年开始，我市启动实施 “百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程”，培养了大量产业技术工人，但这批技工后来却大多外出就业，未能避免重庆本地技工荒问题的出现。根据城市—需求者博弈模型的假定，居住者（工作者）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而最终用脚投票确定自身的分布。因而最大程度的实现工作者的效用，是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而这一结论在曾经的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劳动力资源博弈中得到充分证实，而长三角地区的占先很大源自新市民运动营造的“归属感”。而我市产业发展必须满足对熟练产业工人的需求，首要是留住新培训的熟练技工和实现外出熟练技工的回流，而积极推行新市民运动，将其在身份、待遇、保障制度等方面的问题给予根本解决，而不是依靠缺乏一贯性或连续性的优惠政策，这才是解决该问题的正确途径。

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是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向。坚持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而作为一个城市的而言，启动消费市场，以拉动经济增长，是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市民群体已增加至2亿人左右，如此庞大的人群涌入城市生活，其巨大的消费潜力已使其成为城镇、农村居民之外的消费“第三元”。而随着新市民群体的年轻化，其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正在发生积极变化。由简单的吃穿住向通讯、享乐、教育消费等转变，由保守性消费向开放、投资、透支性等消费转变。但消费愿望强烈、消费信心不够、消费能力不足仍是该群体主流状况。限制其消费欲望的三大外因是：户籍瓶颈带来的制度性消费障碍、就业收入情况、缺乏社会保障。通过城乡统筹，推行新市民运动，消除新市民群体消费的后顾之忧，充分释放其消费第三元的巨大潜力，必然极大地带动城市的消费，有力地促进我市经济发展。